从包括数据在内的现有外部资源中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使得计量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
(注：[美]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96版，第329页。法律思维的形式理性避免了人治的自然理性，保证了道德与情感 不随意涉足法律逻辑的领域，确保了法治理性的轨道。
前不久浙江大学法学院主持举行了司法改革国际比较(日本主题)第一次圆桌讨论会。现在司法改革进行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法治建设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已 到了直接触及到体制问题的阶段，即现在的司法改革已面临政治体制的难题。) 其实我们应当注意到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性的时间逆差关系。昂格尔认为被他加以分析的各种条件，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随着中介组织的发展，中介人员成 为职业化群体，他们在进入职业群体之前，就是在以制度与规则为内容的训练过程中成 长起来的。
( 4)社会纠纷(含公法关系中的一切纠纷)的最终评断权由法律职业共同体掌握。深入到这个表象的内部考察，我们会 发现，法治真正的推动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市民阶层和法律职业。诸如禁止卖身为奴[34]、在婚约中规定不得提出离婚的条款[35]、房屋租赁合同中房屋最低可居住性条款的不可放弃[36]、禁止放弃某些消费合同中冷静期[37]等等，无不体现了合同法中的法律家长主义。
法律家长主义有以下特征：第一，法律家长主义目的是为了相对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阻止他自我伤害，二是增进其利益。它们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的观点都要承担论证责任——它们被假定为当然正确的东西，基于法律家长主义对其进行限制必须有充分的证成理由。此外，自治也未必总是一个比利益更重要的价值，自治应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all-or-nothing）的概念，而应是一个程度上（more or less）的概念[29]。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
而强制婚检所收获的除了下一代的优生优育之外[56]，还有婚姻当事人的健康，使直接与间接法律家长主义的目的均得以实现。有些规定则是不必要的，比如云南省曾在80年代婚检中进行处女检查，并对检查中的非处女予以50元罚款。
（三）法律家长主义在实证法上的应用 法律家长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实证法上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限于篇幅此处仅以美国和中国大陆为例，对其在合同法、劳动法、社会法、人权法等领域的应用进行粗略的梳理。从个人的、法律家长主义的视角看待强制婚检，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第一，软家长主义的观点是：为了当事人自身的好处限制其自由，是因为其选择在实质上不是自治的。美国法律出于对母亲健康生育能力的公共利益的考虑，雇主能够排除妇女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能够排除其从事待遇丰厚的夜班工作、加班[50]、重劳动[51]以及在生育完[52]之后的劳动。第37条对药品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的规定等是法律家长主义在我国行政规制中的体现。
有些或者大多数当事人在拒绝婚检的时候可能是自治的。[51]Barbara Allen Babcock et al.,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Causes and Remedies 261 (1975),转引自Pamela J. Smith, Romantic Paternalism——The Ties That Bind Also Free: Revealing the Contours of Judicial Affinity for White Women,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 124,Fall 1999. [52]Barbara Allen Babcock et al.,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Causes and Remedies 261 (1975); 转引自Pamela J. Smith, Romantic Paternalism——The Ties That Bind Also Free: Revealing the Contours of Judicial Affinity for White Women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 124,Fall 1999. [53] Pamela J. Smith，Romantic Paternalism——The Ties That Bind Also Free: Revealing the Contours of Judicial Affinity for White Women,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 135,Fall 1999. [54] Phillips I, 400 U.S. at 543.第五巡回法庭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该案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处罚决定[45]。在行政法领域里家长主义还表现在社会保障和退休制度上。
婚前体检不仅对于保护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对于其家庭乃至社区、社会成员的健康亦可能有防火墙的作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从17个方面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中不得出现的内容，以引导消费者合理使用保健食品。
此外家长主义在健康领域还体现在对保健品的规制尤其是对保健品的行政许可方面，虽然关于保健品的规制问题仍存在尖锐的对立，但FDA对于新药发展的规制仍可以被视为力图达到两个目标：禁止未获得许可证的药品进入市场。抛开该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七、八、十二条在规范意义上的龌龊与杯葛不谈[3]，整部规范都没涉及婚检一词，这意味着，婚检已经不再是具备条件地区结婚的必要条件，而是成为了当事人自主选择的事项。
芬伯格在对直接的对自身的伤害与产生对自身伤害的风险、合理的风险与不合理的风险、完全自愿的冒风险与不完全自愿地从事冒风险进行了区分的基础上，认为，有些所谓自愿的行为，由于其所冒的风险显得如此不合理，以致于可以且应该对这些行为进行干预。[2] 苏力，《我国法理学的研究谱系》，《中外法学》第3期第290页。但是，重症病人努力奋争以获得使用它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药至少给了他们希望。1、合同法 法律家长主义在合同法上的应用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是Lochner v. New York案，该案的缘起是纽约州劳动法法第10条规定。一些行政主体通过对相对人个人行为的规制实现其家长主义的目的。如果只看法院的行为而不是看其语言，会发现除非商业言论真正服务于家长主义目的，否则一般都会被限制。
但政府又能否强制要求婚前体检，对公民施予强制的爱呢？就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言，传统的公民针对政府享有的消极防御性权利随着社会分工与连带思想为更多的公民和当权者所接受、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不足以使人们在当前的社会中过上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由此衍发出公民有要求政府为特定行为的积极权利。在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有关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有关服务协议期限应当自动延续至哺乳期期满为止等。
对于以公共利益取代法律家长主义的观点，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回答：有一点非常令我奇怪，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心地坚持认为：那些从伤害中承受的不幸最多的人最不可能从该立法中获益[27]。（二）法律家长主义的理论依据 佩雷尔曼在其论证理论中曾提出所谓惯性原理（Prinzip der Tr?gheit），即：诉诸既存之实务实践者，无须证成，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28]。
另见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第6页。Puerto Rico当地的一个赌场因为做广告而根据法律规定被罚款，该赌场不服，提起了诉讼。
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禁止烟草的广告和促销禁令的合宪性讨论会上，Lowenstein认为该禁令是合宪的[47]。软家长主义典型的例子来自密尔，这个例子涉及一个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要过一座被毁坏、有危险的桥。这个时候在提法律家长主义，将法律与不讨人喜爱的家长联系起来，是否就是没有必要和不合时宜了呢？ （一）法律家长主义的概念、分类与特征 家长主义（Paternalism）又称父爱主义[15]，它来自拉丁语pater，意思是指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当然，这时硬家长主义与损害原则发生了竞合，因为此时个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利益时，社会应其行为加以限制，法律也因此应对其进行阻止和惩罚。
自近代社会以来，自治、自由与权利被视为人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典本不禁止在死亡、残疾、退休之前支取该款项，但IRS规定除了五种例外，禁止当事人提前支取并要追加百分之十的罚款[43]。
在1994年出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9、10条分别规定：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婚前健康检查制度。与此同时，新生儿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在限制消极自由所失去的内在固有价值远远低于由此扩大的积极自由的工具性效率增加的价值之时，这种限制是可以正当化的[30]。法律家长主义因强制对象的不同区分为直接家长主义与间接家长主义两种情形，前者是对受益的相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比如法律要求司机系安全带。
而卫生部则表态，强制婚检并没有取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将婚前检查规定为登记结婚的必经程序为其基本依据。如台湾大法官在论证第472号关于法律要求强制保险的规定是合宪的时候，就以公共福祉和社会连带作为证成该规定的理由，其立法的目的是想消除由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的负担。经过联邦税务局（IRS）或者联邦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备案和批准的遵守合格的退休计划的公司雇主和雇员可以享受包括抵税和延税等最多的税务优惠。对于这类情形，可以认为当事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需要法律来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来引导。
[16]如Daniel H. Foote，The Benevolent Paternalism of Japanese Criminal Justice. 80 Calif. L. Rev. 317; Revolt Against Paternalism; From Paternalism to Socialism, 6 Const. Rev. 164 ,1922. [17] 如Anthony T. Kronman,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92 Yale L.J. 763 April, 1983; Cass R. Sunstein FN , Richard H. Thaler FN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70 U. Chi. L. Rev. 1159 Fall, 2003; Michael D. GreenbergInformation,Paternalsim,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 Balance of FDA New Drug Approval, 13 Alb. L.J. Sci. Tech. 663; Eyal Zamir, The efficency of paternalism,84 Va. L. Rev. 229,March, 1998等。赵晓秋，《自愿婚检凸现法律难题》，见NEWS.SOHU.COM，2003年11月18日，最后浏览日期2004年12月8日。
本文沿袭国内对该术语翻译的习惯，仍将其翻译为法律家长主义。 一、引言从婚前体检制度的存与废谈起 （一）关于强制婚检引起的争议 近来关于强制婚检在规范层面上是否应该、在超越规范的社会层面是否合理以及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前后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有关数据对比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话题[1]。
在年轻人聚集而又可以直接表达个人思想的各大网站论坛上存在着回避婚检查的以下理由，诸如：为了体现相互信任、不愿花费时间、认为婚检没效果、认为单位体检可以替代婚检、对婚检过程恐惧、害怕医生暴露自己隐私。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全国婚检率不到１０％，个别地方已不足１％。